十八军李觉将军的故事

2019-02-15 作者:军事   |   浏览(200)

  2003年1月15日下午,我与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副司令员、谭冠三将军的长子谭戎生大校一起去拜访我们的老首长李觉将军,一是祝贺老首长90华诞,二是请他谈谈进藏初期他与天宝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当时我正在写《天宝传》。

  当年十八军每位军首长都有代号,军长张国华是“1号”,政委谭冠三是“2号”,副军长昌炳桂是“3号”、副政委王其梅是“4号”,第一参谋长陈明义是“5号”,第二参谋长李觉是“6号”,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是“7号”。直到现在,我们十八军老同志都亲切地称李觉“6号”。

  在我们18军军首长里,6号是唯一一位健在的将军,当年带领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老首长、老战友、老同志们,走的走,倒的倒,病的病,老的老。一直被首长和同志们叫作“小鬼”、“小兵”的我,是全军最年轻的战士,如今也是满头白发。

  李觉1937年3月参加红军,到现在66年了;从1950年1月,参加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到如今已53年了;从1958年参加“两弹一星”工程到今天,也有45个春秋,历经解放前后,跨越两个世纪,从打击侵略者,保卫国土,到解放全中国,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从冷兵器到高科技;从扔手榴弹,到造,富于传奇色彩,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可是我熟悉的还是李觉将军在十八军工作的那段经历。

  20世纪30年代,李觉从山东老家来到北平求学,在当时的中国大学读书,但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华北之大,无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李觉听说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就放弃学业,投奔东北军,参加了张学良办的学员队。

  学员班的学习结束后,李觉被派到东北军骑兵3师当副排长。从此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西安事变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面临分化瓦解的危险。李觉的同学当中,有一位是地下党员,给他以很大的影响,动员他到陕北去,找红军。

  1937年3月,李觉走到甘肃武威时,就遇到红军大学三分校的师生,便参加了红军,在红大三分校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从此,跟着、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红军队伍中,李觉历任红军步校教员、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教员、在阎锡山的部队作过兵运工作,后来又担任决死11总队政工员、晋西支队第3大队总支书记、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作战股股长、参谋处处长、晋冀鲁豫军区1纵1旅参谋长兼1团团长。

  李觉是个不怕子弹的指挥员,当团长的时候还亲自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眼皮底下,有一次攻克敌人一个坚固设防的县城,久攻不下,他又亲自带着爆药包,连续爆破5次,终于炸开了城墙,但自己的耳朵也震得什么都听不见了。至今右耳听力极差。还有一次,他被倒塌的碉堡压住,几十个战士踩着他的身体往前冲,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每逢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李觉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为此,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至今身上留有枪伤。李觉后来担任1纵参谋处处长、20旅副旅长、16军47师副师长。进军大西南时,调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

  1950年元月2日,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致电中央,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与此同时,毛主席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第18军。

  在西南军区司令部,李觉第一个看到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电,他深受鼓舞,主动请缨,到西藏去。当时李觉任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是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将军的主要助手。由于工作的关系,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电报,是李觉第一个看到,由他立即呈送李达,李达报送、、贺龙。刘、邓、贺首长对进藏部队的指示,一般也经他的手传达。遵照刘、邓、贺首长的指示,李达以参谋长名义下达的命令,有很多是李觉起草的。在司令部,李觉也算是一个“才子”,一个“笔杆子”。以反应敏捷,头脑清醒,精明能干,文笔简捷明快,办事效率高而受到好评。

  在进军西藏中,作为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任“前指”司令员,为大部队开路。在实施昌都战役时,作为张国华的主要助手,胜利完成渡江作战任务,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对昌都战役的胜利,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副主席指出:“昌都战役就像淮海战役,奠定了解放西藏的基础。”

  1951年5月,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谈判,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简称《17条协议》。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 ”《歌唱二郎山》热情歌颂了进藏部队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50年代初,这首歌曲曾风靡全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二郎山只有3300多米,是进藏途中海拔最低的一座山。

  人们在形容红军长征的艰难时,常常爱说“爬雪山,过草地”。红军爬的雪山是夹金山,过的草地是川西草原。夹金山,也只有3200多米。进藏部队从康定到拉萨,要翻过二十几座大雪山,大部分是5000多米,有的则在6000米左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就是说,要高出夹金山和二郎山近千米。

  昌都到拉萨,有三条路,习惯上称作南路、北路和中路。南路和中路在横断山脉中部地区,南路气候条件较好,物产丰富,但山势险峻,江河纵横,不便于大部队行动。

  中路有马帮和商旅经常往来,人烟较为稠密,虽有几座大山,但沿途设有驿站,有所谓“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之说。北路与藏北草原接壤,地势较为平缓,便于大部队展开,但人烟稀少,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很少有人走这条路。张、谭、李率部,没有走中路,而从类乌齐折向西北,过怒江,走了所谓“小北线”。

  艰难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长征”从这里开始了。过了怒江,基本上是无人区,海拔高,空气中的含氧量一般只有内地的50-60%,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只有40-50%,高山科学家将这些地区称之为“生命的禁区”,“死亡线”。缺氧,对人体是个致命的威胁。从长远讲,对心脏,对人脑,对人体各部分都有很大损伤;当前最实际的困难是:走路难,吃饭难,睡觉难。一般的反应是心跳加快,心动过速,血压增高,头痛、恶心,没有食欲,睡不好觉。

  一路之上,李觉在指挥部队行军的同时,悉心照顾张、谭两位首长。谭冠三年纪大,受过伤,平时就有头痛的毛病,这时的反应更大,头痛得要炸裂似的,胸口憋闷,呼吸困难,全身浮肿,四肢无力,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常有失重的感觉。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好,超量服用安眠药,每晚也只能似睡非睡地休息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睁大两眼,就是睡不着。

  一方面是吃不下饭,另一方面要把饭做熟也很困难。李觉每天要为部队的吃饭问题操心。首先是燃料奇缺,没有树木,部队一到住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拣牛粪、挖草根。藏北的气候多变,忽儿大雪纷飞,忽儿冰雹倾泻,很难拣到干牛粪。烧湿牛粪,只见冒烟,不见起火,烧几个小时,也烧不开半壶水,有时连牛粪也找不到,只好去拣牛羊角和兽骨。在西藏,一般情况下沸点在80-90度;当时没有燃料,只能烧到60-70 度。大米根本煮不熟,只能吃夹生饭。这时糌粑倒是最好的食品,倒上半缸子糌粑,加一小块酥油,再用只有60-70度的“开水”一冲,既容易下咽,又可以增加御寒能力。

  我是1951年7月下旬调到18军文工团。从昌都到拉萨,我们文工团一直与军直机关在一起。在整个进军过程中,我亲眼看见李觉最辛苦。每天早上,司号员吹起床号时,参谋长已经起来在各处查看;到晚上,司号员吹了熄灯号,广大指战员都安然入睡,他还带着警卫员,打着手电筒,到各处检查,准备第二天的行程。按当时规定,团以上干部都配备有马。但从昌都到拉萨,我没有看见6号骑一天马,他把马让给有病的同志,有时帮体弱的同志驮背包和粮食。有时还让警卫员牵着马到文工团,帮助女同志和小同志,自己则去指挥部队。

  李觉请示张、谭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些藏族同志,配上参谋、干事,到附近牧场去购买酥油糌粑和奶食品。他们白天与大部队一同出发,插小路找牧场,晚上再赶到宿营地。这些同志很辛苦,但收获不大,沿途竟没有一个居民点,只有零星的帐房,是远山的放牧人。

  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难越大。他们每隔几天就要爬座雪山,有时一天要爬两座山。有时一座大雪山,要走两天,在半山宿营,那是最困难的。爬山难,往往是一步一歇,走一步喘一口气。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上山时,实在走不动,在警卫员和参谋长的催促下,张国华、谭冠三有时还能骑一阵马,下山时,连马也不能骑,只好顺着崎岖的山路慢慢往下滑。有两次翻大雪山时,正碰上下大雪,积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盖。战士们只好背着背包,抱着枪,闭上眼,一狠心,就往下滑,一滑就是几十米。战士们称之为“坐电梯”,有的人风趣地说“我们在内地没有坐过电梯,想不到在西藏还坐上了电梯”。坐这种“电梯”是很危险的,万一方向不对,就有可能跌进万丈深渊,连个影子也找不到,战士们说真是“革命到底”了。部队过了怒江不久,在翻越一座大雪山时,仅一个下午,就有6位同志跌进峡谷。

  前面的跌进峡谷,大家默默地为战友哀悼,然后又从另一个方向找路,真有“前赴后继”的悲壮感觉,犹如战争年代,攻克敌堡,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冲上去。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作为军长、政委,也只能和大家一样,由警卫员扶着,慢慢下滑。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李觉不让他们走在最前面,也不让押后,等战士们探好路,才让他们走。

  由于高寒缺氧,营养不良,指战员们的体质急骤下降,有的同志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爬山时,有的同志实在太疲劳,坐下来稍事休息,心脏就突然停止跳动。

  后来部队总结行军经验,发现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战士们将它称作“死亡地带”。每当这种情况,各部队的首长,亲自指挥指战员们尽快通过“死亡地带”,不得停留,如同在战争年代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刻也不能耽误,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共走了56天。我们横穿藏东北草原,翻过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19座大雪山,几十个山岗和丘陵,渡过几条大河,趟过无数条季节性河流,涉过寒冷刺骨的数十条冰河。这期间,我们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甚至终身都有影响。体重普遍下降,当时有人统计,全军几万干部战士,竞没有一个胖子,被称为“群体轻量级”。

  实事求是地讲,在整个部队中,最辛苦的是李觉。在昌都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那样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经过56天的长途跋涉,这位山东大汉明显地消瘦了,脸上脱了几层皮,鼻梁发红,嘴唇发乌,步履也不那么矫健。

  在回忆这段历程时,参加过第一次长征的老战士谭冠三说:“头上没有敌机,后面没有追兵,除此而外,进藏的路比长征的路还要艰难。”李光明说:“我们三次过草地,也没有这么难。”

  经过千辛万苦,他们于10月24日到达拉萨河畔,休整两天,10月26日,在拉萨各界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下,举行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

  李觉为进藏部队入城仪式和阅兵式的总指挥。噶厦政府指派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为联络官员,与李觉配合,圆满完成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也是李觉和阿沛的第一次友好合作。

  入城仪式之后,进藏部队的领导人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一起,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式。

  大军进藏,吃饭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了不增加藏族人民的负担,早在进军之初,毛主席亲自制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早在1950年1月15日,刘、邓在接见18军师以上干部时,就明确指示:“你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就是说,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补给重于作战”,按照李觉的理解,在西藏,作战任务容易完成,补给问题难以解决。中央把能否解决好几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提高到我军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的高度来考虑。

  部队到拉萨时,只有3天的粮食。第4天全军的吃饭问题就没有着落。形势十分严峻。

  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张、谭首长把解决部队供应的问题交给李觉,任命他兼任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当时有人称李觉是西藏军区的“大管家”。李觉深知,这个家不好当。那时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尚未通车,从内地运粮,十分困难,大雪一封山,半年之内进不来,出不去。党中央、政务院非常关心驻藏部队,决定经香港,通过海运到印度加尔各答,再转运到西藏。同时通过外交途径,与印度政府交涉,从印度购买一批粮食和急需的用品。

  军区派李觉去执行这个任务。李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印度进行贸易洽谈的第一位高级官员。李觉不便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到邻国去做生意,经中央批准,西藏工委任命李觉为“西藏贸易公司总经理”。当时,这个“公司”只有李觉一个人。后来他风趣地说:“我成了西藏第一家‘皮包公司’的经理。”公司与友好邻邦印度进行的第一项贸易活动,就是关于解决驻藏部队的供应问题。

  作为张、张、谭的主要助手,李觉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这一口号的主要倡导者和制定者之一,也是最积极、最坚决、最忠诚的实践者之一。

  在修建康藏、青藏公路时,他们又提出“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筑路健儿们饮雪卧冰,风餐露宿,艰苦奋斗,五易寒暑,终于在世界屋脊之上,踏出万里坦途,在世界筑路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藏族人民热情歌颂这两条公路是“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桥”,把北京和拉萨、把祖国内地和万里边疆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谭冠三任康藏公路西线筑路工程总指挥,李觉将军任副总指挥。他们与负责东线筑路工程的陈明义将军、穰明德将军、胥光义将军、谭善和将军,与负责青藏公路的筑路工程的慕生忠将军一起,为两条公路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⑴定远侯,即班超,东汉名将,在西域戍边三十一年,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后封为定远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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