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征文我的父亲与日寇贴身肉搏 杀红了眼

2019-02-03 作者:军事   |   浏览(160)

  我的抗战老爸传奇引子加拿大,安大略省巴里市。2005年7月的一天,一位前来探亲的中国老者在宁静的锡母科湖(LAKE SIMCOE)边垂钓时,偶遇一位前苏联红军老战士。两位老人年龄相仿,互致问候,一

  2005年7月的一天,一位前来探亲的中国老者在宁静的锡母科湖(LAKE SIMCOE)边垂钓时,偶遇一位前苏联红军老战士。两位老人年龄相仿,互致问候,一下子就热络地聊了起来。老战士说自己当红军时去过中国东北,参与过打击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当他了解到眼前的这位中国老人也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真枪真刀与日寇作战过,便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是"二战"英雄,是俄罗斯和所有反法西斯老战士的朋友。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前苏联人民在与德国法西斯殊死战斗的同时,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好消灭和牵制了大批日寇,解决了斯大林乃至前苏联人民的东顾之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父亲等一大批抗战老兵被授予纪念章。

  然而,对于我来讲,沉默寡言的父亲身上有太多的谜始终无解。今年6月,我在某档案馆发现了父亲62年前的一份约九千多字的《历史思想自传》(以下简称《自传》),其中记载了他个人军事生涯的许多细节,这让我发现了一个历经了整整23年的苦难和战争、因而也更加真实的父亲。于是,根据这份九千多字的《自传》和自己实地考察以及父亲平时的只言片语,笔者撰写了这篇短文,试图还原和解读他青少年时期的苦难和30多年的军事生涯。

  可是,父亲知道了后却说:我也不是什么高级将领,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战功,就不要写了吧。我只好搬出一番大道理试图说服他:中国能够打垮日本鬼子,没有正面战场不行,没有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不行,没有千千万万象您这样冲锋陷阵的普通战士和老百姓的支持更不行!父亲不再吭气,只是用他的沉默作答。

  父亲生于1928年8月,原籍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小名叫“福寿”。《自传》中记载,家里原有田有房。后遭坏人陷害,欠了大笔外债,于是只好把房屋、田地都当给别人抵债。父亲六七岁时天下大旱,生活无法维持,一家四口就举家逃荒到公安县弥市镇帮人做活度日。不久,祖父连累带病死了。父亲至今还记得,祖父是埋在江堤旁的。

  由于在外乡实在维持不了生活,祖母就带着父亲兄妹俩回老家。回家后,生活更加难以维持,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把肥地饼做粑粑和糊糊吃,剥树皮和树叶吃,眼看一家人就要饿死了。

  父亲还记得,祖母常跟他说: “孩子要听我的话,你是知道我们过的什么生活的,你要记住是谁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你要听我的话,长大要替我们报仇。”

  以后,表兄介绍当年只有十来岁的父亲到地主家里放牛,吃饭也吃不饱,穿也没有像样的穿,鸡叫半夜就被催起床去放牛,晚上回来还要与榨油房大师傅一样扛重活,甚至累得吐血。大伙儿向地主要求休息片刻也不行。地主还骂:“你们这些穷家伙们吃饭又吃得多,做事就不能做?!”

  被地主残酷折磨和这个不平等社会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令父亲心底里的仇恨更加深了。父亲当时心里想:要想整地主就必须去当兵,拿起武器才会出头,也能给我父母亲报仇。

  而这个时候,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来到了江汉平原。父亲时常听到新四军等一些部队在附近活动的消息。

  可是,当兵在家乡的名声并不好,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年的10月,父亲连工钱也不要就回家了。回家后也不能安神,成天担心会被拉壮丁。

  有一次,父亲听朋友说他的父亲看到过新四军,说新四军在街上买东西非常文明又讲公平。但又听到谣言说新四军的政策就是共产,在这里搞一个时期就走了,谁跟新四军走,一走家里就会遭殃。

  可是过了不久,村里常来新四军宣传政策,祖母又跟父亲讲了在村里抓壮丁,还打他的继父的事,于是父亲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当新四军!

  1943年8月,刚刚15岁的父亲在本县一个叫金鸡冢子的地方参加了新四军襄西军事指挥部独立三十三团。

  入伍后,父亲给营教导员陈鲁炎当通讯员兼警卫员。第二年的3月,入伍才5个多月的父亲在一个叫瓦子岗的地方(靠近钟祥县西南角),由陈鲁炎和文书胡北清两同志介绍,宣誓入党。跨过了共青团和预备期两个阶段,直接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陈鲁炎既是父亲的直接首长,又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两人感情很深。没想到4年多以后,陈鲁炎竟牺牲在离父亲老家不远的一次惨烈的战斗中。

  1948年9月初,已经担任迫炮连连长的父亲根据部署,带部队来到离老家不远的柴家集、齐公湾一带,继父闻知消息赶来看望他,他招待了一餐饭就送走了老人家,并迅速投入了这场激战。白崇禧集中了他的嫡系部队几个团的兵力,企图全歼我方有生力量。

  白崇禧的广西兵历来强悍善战,当时他们误以为这次遭遇到了我军大部队,所以,火力一直很凶猛,战斗相当激烈,我军伤亡惨重,当时八连一百多人只剩下二、三十名重伤员。团参谋长黎新华也牺牲了。

  第二天清晨,团政委陈鲁炎到前沿,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遭敌冷枪,当场牺牲。

  陈鲁炎是潜江市人,14岁参加红军,在二方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原突围后随张才千、李人林领导的江南游击纵队转战大江南北,屡立战功,深受战士爱戴。

  战后,部队在李家市南面的一个村庄召开陈鲁炎、黎新华等烈士的追悼大会。司令员李人林主持,政委杨殿奎介绍了烈士的生平,宣读了牺牲同志的名单,接着,李人林等抱着灵牌,带着部队围着灵牌台缓步绕行3圈。官兵们反应十分强烈,有的战士说:司令、政委抱灵牌,死了也划得来。

  父亲回忆说:“那场战役的确打得很惨!”他清楚地记得,除了政委陈鲁炎和参谋长黎新华,有一个连的连长和全排3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连长叫肖传德。

  一加入新四军,父亲就担任通讯员警卫员(照片就是他当时的模样),有时候受首长委托秘密携带几百块银元或者金条(部队的给养费用),行军打仗从未失手。看来当年父亲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他的细致、机警和勇敢,是被首长们认可的。

  但是,如果单独或带兵执行任务会咋样?《自传》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载:一九四六年八月,首长叫我下连队当班长,当时自己感到没有能力,怎么能到连里当班长呢?自己回想起来就很惭愧的哭,没有经验,怕搞不好班长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锻炼,父亲迅速成长,可以指挥一个班了。有一次,我军在随州大洪山突遭敌人袭击,部队被打散后实施突围,父亲把战士们拢在一起,先向陕西方向追赶,后来又返回过汉水,才在南漳、宜城一带追赶上了大部队。

  1947年过年期间,部队来到枣阳县附近一个叫曲家湾的地方刚刚休息,突遭敌人包围。这时我方在一片开阔地,敌人占领了两旁的高地,有敌士兵甚至还摸进屋子抢夺连长郑学高的――军情十分危急,我一个团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父亲马上带着几个战士,迅即冲上东北方向的一个小山上,利用小山旁的一座庙的有利地形,一面吸引敌方火力,一面奋力阻击敌人,硬是撕开了一个口子,掩护了我方大部队实现安全转移。

  1947年,部队来到应山县一带。父亲接受了抓“舌头”的任务,他带一个班趁天黑出发,谁知过河时一个战士踩翻了鹅卵石发出声响,被敌人听到,任务被迫终止,我方只得原路返回,却发现大部队已经转移不知去向。父亲立即冷静判断:部队不可能向西北撤离,东面有敌占据,只有向南偏东的可能性极大。于是,他带上战士行至京山县一峡谷地带,正好在拂晓时分赶上部队。而就在这时,敌人两个团正向我方运动,首长马上交给父亲担任部队后卫任务,同时要求引导敌人进入峡谷。父亲带领原班人马且打且退,一会儿用火力压制住敌人,一会儿迅速后撤。待敌人完全被装进“口袋”后,峡谷两旁枪声大作,两个团的敌人被全歼无一遗漏。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在曲家弯(湾)战斗时,我不顾自己一切冲上去与敌人作生死的斗争,把敌人全部歼灭了。(但是),最大的损失是敌人把我排排长打死了,都没让我们把排长抢下来,所以这样我恨极了,下决心一定要给我的排长报仇。

  实际上,由于担任警卫员、与首长朝夕相处的缘故,父亲有机会近距离用心观察每一个指挥员的指挥思路和风格,这也为他日后独立指挥一个排、连投入实战直至师团的比武演习打下了基础。记得他曾评点说,襄南军分区的郑怀远团长(解放后曾任湖北省体委主任)临战下决心干净利落,打仗冲在前头,部队撤退时主动断后。

  父亲参军时正是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在日寇的心目中,江汉平原虽然远不如武汉那样重要,但日军侵入后照样积极扶持伪政权,照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43年夏天,参军不久的父亲随县中队出击,从荆门一直往西追赶,我方不到100人打得日军狼狈逃窜,除了打死打伤的外,一些日军士兵竟然被活活热死。原因是他们穿的太多,而且携带的重武器较多。

  父亲回忆说, 日军士兵训练有素,打起仗来极其凶狠残酷。为此,新四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和战友曾利用夜间接近日寇碉堡,用装过石灰的麻袋倒扣敌哨兵抓“舌头”,还和年纪大一些的战友几次冲进了敌群中,与日寇贴身肉搏,见鬼子就挥刀砍杀,眼睛都杀红了。日本鬼子别的都不怕,就怕大刀砍。

  据新四军战史记载, 1944年4月, 中共襄西中心县委、襄西军事指挥部率独立三十三团等部,围歼侵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土顽姚金陵支队,全歼其两个大队,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子弹10万余发。

  8月,三十三团和荆当大队等地方武装,在绿林山夹击“扫荡”的日军,击毙日军司令官以下200余人。

  9月,三十三团组织军民数千人,破坏河溶至沙市、沙市至荆门的公路,并拆毁电线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4月,三十三团、荆当总队等部,在当阳河溶附近袭击日、伪军,毙伤敌100余人。

  5月,三十三团在荆当总队和当阳、荆门两县军民的配合下,围歼荆南路东三家店日、伪据点,毙俘敌200余人。8月中下旬,三十三团进击拒降日、伪军,毙伤其40余人,迫使部分日、伪军缴械投降。同时,荆当总队、荆当大队追击拒降日、伪军,毙其日军警备队长以下多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不能不没有自己的英雄,否则,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崇拜和景仰,也就没有了希望。记得我的儿子曾生发过一番感慨:“到哪儿去找英雄,我爷爷就是英雄!”

  1946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原解放军最为艰困,父亲长途跋涉,参加了许多次战斗,期间小伤小病不断,至今他的身上,特别是小腿上留下了很多大大小小颜色深浅不一的疤痕。父亲回忆说,有时候伤口发炎化脓也照样打着绑腿行军,跋山涉水中水侵露湿,却从未掉过队,最后伤口都是靠自己痊愈封口了。

  1948年3月,父亲参加第3次反围剿的江陵县三岔河战斗。当时是黄昏时刻,战况十分紧急,他抓过通讯员的步枪冲锋在前,一口气单兵冲进了敌人的阵地。正当他侧身准备装子弹时,敌机枪手转过枪口对着父亲的侧影就是一梭子:一颗子弹由左至右从他的左大腿贯穿而过,随后的几颗子弹射中了右大腿,硬生生刮掉了一大块肌肉,形成了大人手掌般大小的创面,两腿顿时流血不止。

  父亲回忆说,当时伤口并无痛感,脑瓜子却很清醒:子弹已经打完了,这次必死无疑。他冷静地用毛巾包扎好还在流血的左大腿,艰难地抬起头四处张望,试图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此时,战斗还没有结束,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一时间,往日里在战场上亲手埋葬牺牲战友的情形浮现在眼前。于是,他就慢慢地挪啊挪,最后找到了一个掩体内并趴在里面,预备着战友们打扫战场时就手把自己掩埋掉。

  谁知,一起协同作战的兄弟排排长看到了父亲英勇冲锋,被敌枪弹击中倒下的全过程,马上给他的战士下了一道死命令:“不抬出罗排长,枪毙!”

  于是,几个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冲进敌阵地,一个人背着他的上身,两个人一左一右抬着腿,火速将父亲抢了回来。

  当晚,父亲被抬上了一只小划子,船夫划了几乎一整夜,才来到了位于洪湖某地的江汉军区一个野战医院(后经多方查证,父亲的记忆有误。这个野战医院叫襄南医院,当时在潜江白鹭湖一带)。据父亲回忆,手术室就设在一户老百姓的屋里,仅仅在四周围上了白布。

  院长检查后立即决定:锯掉右腿!躺在手术台上的父亲坚决反对,并表示:“谁敢锯!以后我就找谁算账去!”没办法,医生只好剪掉伤口创面上的烂肉,撒上大量的消炎粉,再铺上纱布绑好绷带。

  几天后,父亲被送到离手术室不远的一个老乡家里,卫生员隔一段时间来换一次药。这时候,一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七八十个伤员中有两人因患上破伤风而牺牲。

  其间,因面积太大,父亲的伤口收口很慢,医生提出要植皮,解决收口慢这个问题,再次被父亲拒绝。每当听父亲叙述这段历史时,我就纳闷:不到20岁的人,咋这么大的主意呢?而且每次都还赌赢了呢?

  父亲的《自传》里还记录了负伤后,他与一位战士的对话,读来真是令人百般滋味涌上心头:我负伤战士一直把我送到医院,舍不得我说:“排长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战士知道我平时没有什么物品,鞋都穿不上,在战场上一下打坏了,其实我负伤后也不能穿鞋和需要其它的东西,战士同志把他家庭送来的鞋子都舍不得穿,后来送给我了。同时,要求说:“排长我不回去了,在这里照顾你好了,咱俩一块回到前方去。”我说“不行,你还是回去吧!在部队里好好工作,准备担负更光荣的任务吧!”因此这样他就听了我的话,很舍不得说了二句话:“排长你好好休息,我回到前方给你报仇吧!”

  其实,何止这位战士,那下命令的排长,那三位从战场上抢下父亲的战友,那位划了一夜船桨的船夫,还有给父亲动手术的医生和换药的卫生员,还有照拂他七八个月的“洪湖老妈妈”一家人,离了哪一个,就没有我亲爱的父亲,就没有父亲的今天他们都是父亲的恩人!。

  早年,父亲看到京戏《沙家浜》,就说:“当年,我在洪湖老百姓家里养伤,就跟这一样啊!”做儿女的听了也就过去了,可近些年,父亲念叨得多了,我们总该做些什么吧?原来,父亲养伤的这一家三口对他确有再造之恩:老妈妈经常给卧床不起的父亲抹洗身体观察伤口,儿子打鱼摸虾给父亲增加营养,儿媳妇则给父亲缝补浆洗衣物和绷带。一旦敌人搜村,儿子赶紧划着小船,把父亲藏进芦苇荡里。

  父亲回忆说,老妈妈对他真象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有一天,老妈妈跟父亲聊起了家常,问父亲家在哪儿,在家做什么的?父亲一一作答。老妈妈心疼地说:“孩子,你伤得这样重,养好了就回家去吧,你的妈妈在家不知道怎么担你的心哪!”父亲却说:“那怎么行?不能只革半截子命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父亲的伤口快要收口了,能下床走不远的路了,因此上级任命令他担任伤员排长,带着伤兵在老百姓家继续隐蔽。一次,敌人在拂晓时分包围了村子,悄悄地搜查新四军伤员,因为当地群众基础很好,老百姓很快地转移了伤员,敌人连一个伤员都没找到。这时,沔阳县武装部队赶到,敌人马上逃跑。

  父亲时时刻刻都想着早日回到前方,可回前方的途中没有武器怎么行?他考虑:敌人这样仓皇逃窜,那当官的上马时会不会掉枪?那当兵的也有枪,就没有掉队的?于是,就一个人悄悄紧跟在敌人队伍后面,后来果真捡到了一个机枪梭子和一枚手榴弹。

  伤还没好利索,父亲就要走了。老妈妈赶紧喊回来嫁到外村的女儿,母女、婆媳三人忙了整整一天一夜,为父亲做好了一双缎面布鞋,还买来一双新棉袜缝上新袜底,第二天送子弟兵走上了归队的路。

  遥想当年,老妈妈怎样抹着泪,依依不舍送走了比对儿子还要亲的子弟兵;不善言辞的父亲归心似箭,可能什么也没说,以后的一场场生死拼杀也让他对重生之地确切的方位和这家老妈妈的音容笑貌渐渐模糊,但这段恩情埋藏在他的心底永难磨灭。

  父亲与首长的关系很默契也很独特:他尊重首长,当通讯排长时,样样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从不误事。但他也很自尊,甚至因为一些事跟首长闹过情绪。有一次行军前,首长自己带了一些银元金条(部队给养经费),同时秘密交给他一批银元带在身上。大部队渡过一条大河时,不会游泳的父亲赶紧抓住一匹马的尾巴,跟着过了河。等上了河岸,首长发现自己携带的银元金条落在了船上,于是就迁怒于父亲,骂了他几句,父亲感觉受到了侮辱,当场就解下来武装带和手枪嚷嚷着:"不干了!不干了!安排我当伙夫马夫都行。我参军不是挨骂来的!"一时间闹得不亦乐乎。那位首长看父亲小小年纪便有这样刚烈的脾性,反而更信任、更喜欢他了。

  但是,父亲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却甚是爱护有加,甚至是偏袒,出了什么事往往自己担起来。小时候,家里经常来一些老兵, 听到他们喊父亲“连长”、“排长”或者“参谋长”时,我很诧异:一个人怎么这么多称呼呢? 小时候,晚上时不时感觉有人给自己掖好被子,盖上军大衣,原来这是父亲在战争年代查岗查铺爱护士兵养成的习惯。

  《自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其中有总结,也有检讨,更有爱兵如子的一番真情流露: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当通讯班长,九月在江汉军区十团警通迫炮连当通讯排长,自己的工作表现负责,时常保持首长有通讯员用,对各级领导尊重,爱护通讯员,有时候自己主动跑路送信,在当年十月份当排长。十月到四连二排去,原来有二十多人,我去扩大了六十多人,整编成两个排了,减员也很少了。譬如,在襄南三岔河战斗中负伤,牺牲三人,其中我负伤,光自己勇敢,不能使用全体同志的力量,有点爱惜战士观点,怕战士暴露目标了,完成不了任务,不如自己去稳当,种种思想妨碍了战斗很快顺利结束,自己认为自己行,不放心战士,不相信别人,相信自己,这是极不好的,这会妨碍战斗胜负关键,是我最大的缺点,但是战士们对自己还是亲密的。

  “减员”包括非战斗减员,由于环境十分艰苦,特别是“中原突围”时,部队中被打散和掉队,甚至私自回乡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父亲那里不仅“减员”很少发生,而人员还且战且增,这不能不说父亲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一位真心待人实打实着、具有相当人格魅力的“带头大哥”。

  1948年9月,父亲伤愈后归队被任命为四团炮连连长时,仍然保持了原来养成的习惯:在行军中帮体弱的战士扛枪,到了营地帮助炊事员做饭做菜,替换战士们好好休息,在打仗时更是冲在前头。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连被子都没有,只得冬天和通讯员挤在一起睡,夏天就是一舖油布。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他的被子不是送给了新入伍的战士,就是用于装裹牺牲的战友了。有一次,在洪湖与敌人遭遇。战斗中,首长郑怀远的警卫员刘俊高被冷枪击中,父亲用自己的棉被包裹刘俊高并就地掩埋了他。

  所以,《自传》也记载了这样做的“后果”:(有一天,)团长和政委俩人来检查工作时,首长看那较好的被子,首长就问指导员这是谁的,这样好的被子?(指导员答:)“这是我的。” “你们连长的呢?”“他没有被子。”以后团里调给了我被子一床,现在盖的还是那床被。

  细读父亲的《自传》,文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甚至犹豫过是否把这一段公之于众而“损害”父亲的形象。思忖再三,感觉这一段很真实,很有代表性,完全符合他那个年龄段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思想活动轨迹。

  所以,我决意实录如下:到一九四六年在中原军区突围,也就是革命力量较小的时候,反动的蒋介石用三十多万的反动军队围剿五师,当时五师为了保持党的有生力量,从汉口附近开始突围的时候,我(思想)是模糊的,就不知道蒋介石究竟为什么要打我们,认为咱们在一起驻(军),哨挨(着)哨,这样好,为什么打我们呢?这是我最模糊的地方。

  原来,在整个抗战期间,襄西党组织和军队的统战工作做得很成功,他们广交朋友,十分重视团结地方势力中的爱国人士与开明绅士,对不愿意的33集团军(爱国将领张自忠生前任其总司令)等军队一直十分友好。双方互换情报,几度协同对日作战,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现在看来,这大概不只是他一个十多岁年轻人的真实想法。实际上,这一方面反映了父亲这样善良的普通中国人渴望结束连年征战、过上和平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近十年来国共联手抗日最终取得了胜利,我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口号以及后来的"和平建国"的主张不仅非常符合广大中国人的朴素心理,也很深入人心。

  所以,渴望过正常生活的人们怎么会料到: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调转枪口后的第一枪,会对准新四军五师呢?而如父亲这样的普通军民怎么能理解:宝贵的和平日子为什么这么短暂呢?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6月,双方又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议》。抗日战争胜利后,本来就一直在大别山、大洪山和襄西、江汉平原一带坚持抗日的新四军五师按兵不动,但这正好扼住了军队出川北上的咽喉,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极为不利。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汉口协议》,调集30万美式装备的兵力,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我中原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于6月26日分五路分兵突围,进而也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在中原突围中,父亲所在的江汉军区主力部队6000余人突围西进,分别从安陆县桑树店、杨家河、大山头等地出发,渡过襄河,连克宜城、南漳、宝康、竹山县城,冲破重兵的围追堵截,创建了鄂西北根据地。

  其间,大部队一度在鄂豫陕、桐柏山一带坚持,但由于山大人稀,地方经济十分穷困,征集钱粮十分困难,因此此地难屯大兵,战士们不得不经常饿着肚子长途奔袭。

  父亲回忆说,那时战士们的身上除了武器,就是一块土布:洗脸用它,洗脚用它,吃饭也用它“盛”饭菜。一双筷子插在绑腿上,有饭吃了随时抽出来就是。部队给养极度困难,没办法,只好采取一些特殊和极端的措施,迫使枣阳的一个大地主定时地向部队提供钱粮。

  大部队胜利突围之后,但依然面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部署下,中原局决定派一支奇兵到长江以南,深入敌后去打击敌人。分别由江汉军区副政委李人林、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率领。父亲在李人林部任尖刀排排长。

  1947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三十),李人林率领400余人冒着大风雪,到达江陵县公议场,了解到军队都在忙过年,便决定奔袭江陵重镇郝穴。父亲和战士们穿上先期缴获的国军军装,很神气地走在了最前面。他们端着机枪堵在了敌营门口,正打牌打得热火朝天的官兵愣住了,一个个乖乖地举手投了降。

  就这样,没费一枪弹,便瓦解了江陵县自卫中队,顺利地占领了镇公所、警察所、军粮库。缴枪40余支,还筹款几百块银元,黄金10余两,征集木船40多只。游击队迅即顶风冒雪,横渡长江,顺利到达江南。

  后来,部队跨过长江后,又远走湘云贵川等地,一路打开政府的粮仓,分发给老百姓。

  不久,张才千率领1200多人也顺利渡江,并于2月24日黄昏与李人林部在五峰县红渔坪汇合,两部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

  2017年,当地政府在两支部队汇合之地竖起纪念碑,以纪念当年胜利会师的盛况。

  张李部会师,令当局十分震惊。他们调集4个旅的兵力,从湖南的澧县、石门和湖北的宜都向五峰进行合围。江南游击纵队避实就虚,分路出击,在湘鄂川黔边界兜圈子,形成二龙戏珠之势。

  三个月后,根据“相机北渡”、“会合鄂西北”的指示,江南游击纵队于5月下旬改番号为中原游击纵队,随后北渡汉江,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会合,汇入全国大反攻的洪流。

  短短三个月中,江南游击纵队立下了赫赫战功:部队在长江以南的统治后方行程4500余里,转战湘、鄂、川边21县,共作战200余次,歼敌2000余人,缴获敌人步、马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300余挺,牵制敌人6个正规师和10个保安团的兵力,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为包括五峰在内的江南六县的解放埋下了革命火种。

  经过突围,新四军五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6万多兵力,最后只剩下两万人,19岁不到的父亲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文革”期间,造反派派人四处外调,妄图挖掘出父亲在“中原突围”等时期的“历史污点”,谁知找到了父亲的几位老首长老战友,都被顶了回来。他们都说:罗诗奇会有什么问题?!打仗勇敢,冲锋在前,从来没有离开过队伍!

  如今,父亲已年届90岁高龄,头脑仍然清醒,生活上仍旧保持了军人早起早睡,凡事做在前头的习惯,洗洗涮涮都是自己动手。

  然而,人毕竟要服老。有一天,从来不麻烦儿女的父亲忽然“请求”我帮忙给他剪脚趾甲,因为他已经无法弯下腰了。这样,我就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端详父亲的脚他的10个脚趾不是像我们的那样,互相独立,各居其位,上下翘动时可以做到互不相扰,而父亲的每一个脚趾头的边缘已成扁平硬茧,且相互交叉镶嵌,两只脚板10个脚趾各自形成了两个整体似乎在某个时候,它们之间曾经发生过抢占空间的争斗。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个时候,鞋大大穿,鞋小小穿,没鞋就不穿,就光脚走路。”

  回头细想一下:从1943年参军到1949年解放,这期间正是十多岁的父亲长身体的时候,也是他冒着枪林弹雨的艰难岁月,能活下来已是大不易。这双差点被截掉的脚在父亲千万里南征北战中该是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呀?!

  执行命令坚决,打起仗来不仅冲锋在前,而且十分机动灵活,父亲不愧是打游击战的好材料。但是,父亲却十分向往进入正规部队,进入军事院校深造。这也许除了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上级及时教育和引导,而父亲又正好处于渴望进步年龄段的缘故。

  1948年9月间,父亲的伤还没有全好就归队了。起初分配他到潜江县当中队长,他不愿意。认为自己还年青,到主力部队,到前方去打才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干的正事。

  以后,等主力部队回来,他马上找到沔阳军分区司令钟春林(解放后,任荆州军分区司令员,曾率5个团1.5万人参加荆江分洪,后带2个团的兵力赴抗美援朝前线抢修公路桥梁,赴海南岛修建公路。1954年率3万官兵集体转业到武钢,任武钢副总经理、 一冶党委副书记,1959年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大胆提出请求。首长本来就很了解他,立刻手书命令调他回到了主力部队。当时,父亲高兴地连饭都没吃,就赶回了部队。

  父亲调回来,分配到独立四团炮连任连长,就立刻在一个叫团林铺的战斗中打了一个大胜仗。在战斗中,他只带了一个班战士,自己拿了一支步枪,3发子弹,不顾生死冲上去,打完子弹又现场用缴获的敌人机关枪猛烈扫射,用火力压住敌人,一共俘敌60 多名,缴获的超过了全连现有的装备。

  由此,1950年父亲荣立湖北军区沔阳军分区一等战斗英雄、一等劳动模范两个大功,还在洪湖县新堤参加了第三届英模庆功大会,还获得毛主席头像银质奖章一枚。

  新中国诞生,革命获得成功。 1951年1月父亲被任命为营参谋长,2月任营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营级军官。但是,他内心的思想活动没有人知晓:主要是受伤后身体比较弱,想学习打报告上级又未作答复,因此,感觉自己又没有文化,大老粗将来建设国防军不行了。怎么办呢?父亲想了一些办法,打算先从识字做起:他一面找一个识字的通讯员教他认字,另一方面叫识字的同志读、自己对照着看同样的文件,慢慢地认识了一些字。

  这时,父亲奉命带着一部电台和全营官兵,在距离团部三百多里以外的通山、崇阳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剿匪,克服了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52年初,正在下连检查指导工作的父亲接到了调他学习的电令。可是,父亲高兴之余,心里不免还是敲着小鼓:一是担心文化低通不过。二是从分区到省军区、到中南军区、到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一级一级几个关卡最怕体检不合格。

  以后,父亲一路走来,终于顺利进入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正正规规地学习军事科学理论。入校后,父亲下定决心:首先要保证身体好不生病,第二在学习中下苦功,多学多抄。因此,前期文化补习考试“语文”、“数学”以及以后的各门军事科学课程都顺利通过。

  1954年秋,父亲从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建立卓越功勋的15军45师,成为最年轻的师团级军事主官之一。因为新来乍到,加上年轻,曾几次被误认为是首长的警卫员而被挡在重要会议之外。

  这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参与组织和指挥了当时规模浩大的军事大比武。60年代初,父亲转业到武钢,组建了武钢武装部和人民防空办公室,直到武钢和武建(即现在的一冶)分家后,在一冶从事人民武装工作至1976年止,整个军事生涯长达33年。

  “文革”期间,造反派给他挂黑牌,“坐飞机”,用枪托狠狠击打他,从红钢城到任家路游街示众,父亲不屈服不告饶。造反派不知道从哪里了解到父亲手里有一把上级下发的小手枪,就逼迫他交出来,被严词拒绝。父亲说:“那枪是党交给我用来打敌人的,不是给你们用来武斗的!”

  这是父亲身上最大的一个谜。父亲从小受苦受难,战争年代受过重伤,和平年代并没有刻意保养,但他的身高却长到了近一米八,在部队就是有名的"罗长子",而在我们罗氏家族已知的长辈里,像他这样高的个头,并且活到他这个岁数的人少之又少。

  父亲小名“福寿”,而这么喜兴吉祥的名字却并没有给他的青少年时代带来什么幸福欢乐。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孩子出世,为了好养活,往往要起个贱名,什么“狗娃”、“钢蛋”之类的,但是我奶奶或者其他什么长辈为什么来了个逆向思维,偏偏给父亲起了这么个小名,这倒是应了父亲后半辈子“福寿双全”的生活状态,这会不会是祖辈们冥冥之中的一种护佑呢?

  解放后,父亲50年代在部队组织开展“大比武”时,司令部人手少,任务重,他几次参加夜间演习时晕倒,从马背上摔下来,而且还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曾因营养不良患上肝炎以至于后来发生肝硬化、甚至肝腹水,疼得没法了,就用手或什么硬物顶在肝部上。

  那个时候,他唯一的补养就是每顿晚饭时,外婆单独给他做的一碗汤。外婆常常对孙儿们说:“你们的爸爸是顶梁柱,他可不能倒啊!”

  可是,无论身体强弱,几十年来父亲保持了战争年代养成的许多好习惯和军人的气质。枪打得极好是不用说了,他60年代初就是国家“特等射手”和一级射击裁判。无论坐卧,还是走路站立,他也都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就餐就寝做到“食不言睡不语”,出门一定要整理好风纪扣。哪怕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外出时不得不要拄着一根拐杖,父亲仍旧是凛凛然,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浩然之气。

  平时穿什么,吃什么,父亲从不讲究。比如服装,母亲和儿女买什么他穿什么,就像在军队按季节发军装一样。可是不讲究之外,父亲的饮食有他自己的特点,第一饭量大吃得快,每顿饭可以吃一大碗,而且总是全家第一个吃完。第二喜欢糯食,糯米饭、汤圆和欢喜坨都是他的最爱。据说,糯食对人的胃部是一个考验,胃弱的人就不敢多吃糯食。所谓“扶强不扶弱”,既是此意。第三不怕米饭硬。前几年,父亲有时故意将剩饭炒得干硬干硬的再盛来吃,我们吃不了,叫它“子弹饭”。当然现在不再这样做了。

  前不久,父亲例行住院调理,医生拿来检验单说他的血压、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父亲客气地道一声“谢谢!”而我借机跟父亲开起了玩笑:“您活到这个岁数,真是超常发挥啊!”父亲一如往常,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

  即使他不说,我在心里也默默地祈祷着:拜托父亲在他即使渐渐老去的岁月里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因为未来的十多年里,有太多的大日子跟他有关:2021年7月1日我党百年华诞,2027年8月1日我军百年华诞,2028年8月20日父亲百年华诞。

  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颁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颁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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